1928年秋，东北大学。50余名女大学生身着各式旗袍出现在操场上，引发关注。这便是东北地区开了先河的、女子上大学的先例。

其中更有一位“女学生”堪称最耀眼的校园旗袍明星，这便是政治系的、身旁常有护卫、前来插班听课的张学良夫人——于凤至。她引领着沈阳的旗袍风云，后来更将旗袍底蕴带到大洋彼岸。

以旗袍为笔

1928年11月，东北大学大门敞开，车队驶入，其中一辆轿车引人瞩目，驾驶人正是张学良，副驾驶坐着的则是于凤至。

车门轻启，一双素色高跟鞋踏出，淡色旗袍的裙摆随风轻扬，女子前胸一枚胸针与耳坠相映生辉——于凤至以一身典雅旗袍装束走进校园与张学良一同视察。彼时的东北大学，不仅是东北地区最高学府，更承载着新文化运动的浪潮，而于凤至的旗袍身影，恰似一柄婀娜的钥匙，开启了沈阳旗袍文化的深层密码。

此时，张学良掌权东北仅5个月时间，作为东北大学的校长，张学良鼓励女子接受高等教育，并开先河于1928年秋季录取50余名女生，破除女子无法在东北读大学的传统。为了引领女子读大学的风尚，张学良还让夫人于凤至入东北大学政治系插班听课，他说：“我妻子应该带这个头。”

回想起5个月前，张作霖遇刺后的危急情境历历在目。于凤至以长媳身份主持大局，秘不发丧，并协助张学良完成东北军政权力交接。这段经历赋予她超越传统女性的政治视野，而她对教育的重视更显卓识。彼时的东北大学法科课堂中，常可见到身着旗袍的于凤至旁听政治与外交课程，她曾在校刊撰文强调：“兴学校、育人才，乃立国之本。”

校园就是未来，校服则是文韵。于凤至特别关注女生校服设计，提议将旗袍作为女生制服，认为“旗袍既可彰显中华女子风骨，又能破除缠足陋习之遗风”。这一倡议迅速引发效仿，沈阳多所女校将改良旗袍纳入校服体系：袖口缩窄便于书写，裙长及膝利于行动，衣襟刺绣校徽强化身份认同。

于凤至以旗袍为笔，倡导新时期东北大学女生的新时代思想，迎接着沈阳新时代的来临。

东北大学女学生合影。

精神的守望

作为满族传统服饰“旗装”的改良产物，旗袍在剪裁上融合西方立体裁剪技术，既保留东方含蓄之美，又凸显女性曲线，成为新女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象征。据《盛京时报》记载，1929年沈阳已有超过30家旗袍定制工坊，尤以中街的吉顺丝房（第二百货，今沈阳春天对面）和同义合丝房出众，其顾客多以名媛为主。

名媛之中，于凤至的旗袍选择极具代表性。她常选择素雅色调，面料多选用真丝锦缎，领口缀以传统盘扣，裙摆开衩高度适中，既符合大家闺秀的端庄，又暗含现代女性的干练。这种“中西合璧”的审美，恰是沈阳作为东北文化中心的缩影——既坚守“关东文化”的质朴厚重，又吸纳外来建筑、服饰等元素，彰显海纳百川般的包容，让沈阳的旗袍在全国成为典范，走在流行前沿。

于凤至的旗袍美学，始终与她的命运轨迹紧密交织。1940年赴美治病后，她以旗袍为文化铠甲，在华尔街书写传奇。化疗导致头发脱落，她便以丝绸头巾搭配刺绣旗袍；出席房产商业谈判时，墨绿色缎面旗袍配珍珠项链的装束，既显东方韵味，又不失专业气场。这种刚柔并济的特质，恰是沈阳旗袍文化的精髓。

在沈阳故宫的飞檐斗拱下，在太原街的欧式骑楼间，旗袍始终扮演着文化调和者的角色：满绣技艺与法式蕾丝的结合、传统云纹与几何印花的碰撞，映射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重塑。正如于凤至为《东北人物志》所作序言中写道：“物质羡余患难不绝之世，精神激荡，人才辈出”——旗袍不仅是服饰，更是文化韧性的见证。

即便是在美国，于凤至病逝前在洛杉矶别墅摆放的东北风格家具，以及她至死未改的“张于凤至”签名、玫瑰公墓旁永远空置的墓穴——旗袍包裹的不仅是身体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守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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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晚报、沈报全媒体记者：张毅

编辑：王沛霆

责任编辑：王远